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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台安
上稿单位:县政务公开办  信息员:高月  发布时间:2017-08-25   阅读次数: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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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安设治较晚,是个比较年轻的县份。然而,如果追溯更久远的历史,我们便可以知道,台安境内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有过县的设置,一直到三国时代,约延续三百余年。据史料记载和考证,西汉时设立的“险渎县”,其县城遗址就在今新开河镇李家窑村的孙城子屯。该地距如今的县城所在地仅十公里。所以,我们说台安是个比较古老的县份之一也未尝不可。只因历史发展,时代变迁,几经沧桑之后,“险渎县”名便很少被人提及罢了。
    那么,台安地方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过“县”的设置,历史资料上都有哪些记载?后来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又怎样定名为“台安”的呢?
    首先,我们从台安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台安全境位于辽河下游的平原地带。台安县城坐落在辽河西岸的西北侧,县城距辽河最近处仅十五公里。辽河由县的东北部入境,以河为界,县的东半部与辽中县自然毗邻;县东南和南面的边境以浑河为界,与辽阳县、海城县接壤;县北和西北边境以绕阳河为界,与黑山县、北镇县毗连;县西部与盘山县为邻。辽河横跨县境中部,全县自然划分为河南、河北两大部分。河北还有柳河、九股河由北流向西南,因而台安素有“九河下梢”之称。台安气候温和,土质肥沃,既盛产大豆、高粱,又富有鱼虾水产,是个较富庶的鱼米之乡。台安县境不仅是群河环绕,多水无山的开阔平原,而且地处沈阳至山海关的公路交通要道。台安县城距沈阳一百零二公里,距鞍山八十二公里,距大虎山三十七公里,距盘山四十二公里。每当春秋晴日,东望千山,西眺闾山,朝辉夕照,隐约如画。在这样东西交通的要道上,又有水险可依,自古以来常常成为兵家多经之地。因而凭依水险,成为古代设县设治的重要地方。
    我们说台安这个地方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有过县的设置,当时叫“险渎县”,在许多史书中均有所记载。翻开二十四史,在《汉书》、《后汉书》、《晋书》中都有关于“险渎”的记载。近代的《奉天通志》中也记载了这一史实。在《汉书•地里志》中记有:“辽东郡,秦置,属幽州,县十八”。下面一一列出了包括“险渎县”在内的十八个县的名称。在“险渎”下边的注解说:“县依水险,故曰险渎”。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当时所以定县名为“险渎”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靠近河流,有水险可依的缘故。
    “险渎”县城的位置究竟在何处?《晋书》109卷“慕容皝传”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的线索。公元三百三十三年(咸和八年),慕容皝死后,其第三子慕容皝嗣位。慕容皝的弟弟慕容仁与慕容昭阴谋举兵废皝。此事被皝发觉后,“皝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遇仁于险渎。仁知事发,杀皝使,东归平郭。”《通鉴》第95卷中叙述这次事件说:“遣使按检,仁兵已至黄水,知事露,杀使者,还据平郭”。上述记载中提到了“险渎”和“黄水”。据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所载王仲翰、陈连开俩同志合写的《战国秦汉辽东辽西郡县考略》一文,对上述史料的分析是:“按慕容廆驻棘城”(今为辽宁义县),慕容仁东归至黄水杀皝使,亦即慕容皝遇仁于险渎处,胡注谓,据《载记》黄水当在汉辽东郡险渎县,判断不误。因此,可以断定险渎县是从棘城东归平郭必经之地。黄水可能是辽河下游某支流或即指辽河下游。今台安县东南二十里孙城子村东城子冈发现了汉代古城遗址,其地东距今辽河八里,西距柳河二里,以地理方位看,当即汉险渎县遗址。”此外,在一九八〇年《理论与实践》第一期六十一页上陶炎同志写的《辽河流域的历史变迁》一文中也提到险渎县,即今台安县孙城子。 
    现在,孙城子和朱城子、白城子三个自然屯已连成一个大屯子,统称朱城子。解放后,在险渎县城遗址——孙城子,陆续发现、发掘出大量的古代文物,特别是汉代的文物数量最多,更引人注目。一九七五年,省博物馆曾集中人力在孙城子发掘出许多古代文物。该地出土了大量刀币,其中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齐之法化”(“化”即货币的“货”)、“节墨之法化”和“安阳之法化”三种;汉代的五铁钱;大量汉代陶器,如陶瓮、陶罐等许多随葬品;出土了汉砖汉瓦,如汉代细绳纹砖和压有条型绳文棕红色汉瓦残片;还出土了东汉的白陶瓮残片、陶质鱼网坠、泥质食具盆等。在险渎城遗址北三百米处发现了许多砖砌汉墓,墓为西南东北走向,长二米左右,宽一点二米,深一米左右,呈长方形,墓内无棺,只有装骨灰的明气罐和各种随葬品。就已出土的大量汉代文物进一步证明了孙城子附近地带确实是汉代古城遗址。再对照史料、对照《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所标志的“险渎”县城位置,可以肯定,现今的台安县孙城子屯即是汉代险渎县城遗址。
    “八角台”的遗址,在原县政府招待所后院。该地在清末民初还略存旧台的遗迹,到解放后虽更难辨认,但台基处仍是县城街地面的最高点。
    八角台,这个辽河下游的古镇及其附近村屯,在设立台安县前,曾经是辽中、黑山、海城、盘山等县的边缘地带。在漫长的旧社会里,这里既是“九河下梢,十年九涝”的边远地方,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因而,多年来水灾频繁,匪患猖獗,广大人民在长时期里不得安生,所以渴望消除水灾,肃清匪患,过安居乐业的生活。民国十九年《台安县志》描述台安水患时说:“当夏秋水涨,防御稍忽则溃堤四出,莫可涯涘 ,禾稼庐舍,尽付洪涛,为害之烈,非片言所能尽也”。旧县志在描述匪患时写道:“清季地方不靖,屡遭匪患,每遇警告,东隔辽河,西隔马厂,相距皆百有余里,鞭长莫及,闾阎大苦”。在旧社会帝、 封、官三座大山压迫下,又加上这“匪、水两害”肆虐,台安人民迫切要求设治立县,以期生活安宁的共同心愿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民国二年(1913年)时,清季举人刘春烺和地方乡绅任朝武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联名禀报到省,申请析出辽中、黑山等县的部分村屯土地建立新县。于是从一九一三年台安便成为一个新的县份了。为什么定名为“台安”呢?也曾流传两种说法:其一是说台安立县当时,人们渴望八角台这个地方,经过安官立县,能够得到安宁,于是取八角台的“台”字,取安宁的“安”字,定名为“台安”;其二是说,建县之前西部为镇安县(今黑山县)管辖,故取镇安县的“安”和八角台的“台”字,定名为“台安”的。看来,这两种说法差别不大,都有一定道理。然而在军阀统治的旧时代里,特别是在日寇蹂躏东北的十四年中,台安人民从未得过“安宁”。水灾频繁,十年九涝;土匪蜂起,接踵摩肩;日寇凶残的法西斯统治更使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随着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台安才和东北一起宣告解放。从此台安人民才渡过了漫漫长夜,重见天日。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来,台安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治上破天荒地当家做了主人,在生产上抗洪排涝,战天斗地,终于根治了水害,清除了匪患,台安人民才真正得到了安宁的生活。

 

(台安县档案局供稿)